我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的，這一年就是日據時代的昭和六年，我的家鄉是今天高雄縣與台南市南區交界的灣裡，就是燒廢五金的二層行溪旁，二層行溪北邊是台南市，南邊是高雄縣，這條二層行溪就是後來惡名昭彰的廢五金區，在這裡燒廢五金，使這條河變成死河，廢五金燃燒後會發生一種毒素，叫做「戴奧辛」，對人對生物都有不良影響，這一條河已經是死河了，可是這條河在我的記憶裡面，曾經是非常漂亮的河，而且很乾淨，我後來在日本的時候，回來看故鄉，沒想到故鄉的美麗之河，卻已卻變成一條死河。
我本身不是出生在灣裡，台灣有句俗話，特別是流傳在漁村裡面的一句俗話，說道「上下之人踞海邊」(台語讀做「尚下之人踞海邊」)，意思是說最貧窮的人，最沒有錢的人，蹲在海邊討生活，也就是當漁夫討海的意思，因為這樣，我的先人自中國大陸福建遷到台灣，有可能是在福建生活無著，才跟著頭人到台灣開墾，久住灣裡，直到我的祖父才搬到屏東去，屏東的古地名叫做「阿猴」，我就是在那個地方出生的，出生以後，當然在那，那個時代還是日本時代，昭和六年，昭和六年就是一九三一年，直到一九四五年，戰亂才結束，所以在這一段時間內，我受到完全的日本小學教育。
我的祖父叫葉萬，他不識字，長相魁偉，眼睛大大的。我的祖先有可能與平埔族通婚，祖父在我讀初中時去世，享年七十歲左右，確實年歲我要再查。我父親叫葉丁做，我母親本名叫薛格，是台南鹽埕人(今台南市南區鹽埕)，嫁我父親後，冠夫姓，稱葉薛格。父親為人沉默寡言，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他從來沒打過我，罵過我，他幼讀漢文私塾，愛讀「三國演義」、「封神榜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東周列國誌」等中國傳統古典小說，也喜歡吟「千家詩」，他年輕時，曾經與朋友渡海到中國大陸的廈門做生意，但失利又回到台灣，晚年時，他愛種蘭花，蝴蝶蘭種了好幾百盆。父親在一九八五年五月過世，享年八十七歲，臨終前，我自日本回台奔喪，返日後，我撰寫一篇〈寂寞：思念父親)，以為追思。
在屏東讀屏師附小
說起我的本名「寄民」，我很喜歡，因為很有意義，我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台灣，當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，所以我是漢族「寄」在日本的國「民」，現在也是「寄」在中華民國的國「民」，為我取這個名字的是我的祖母，取這麼好的名字是有典故的，也有一點歪打正著，我出生時，我爸爸在屏東做生意正做得好，幾乎天天晚上都有應酬，常常三更半夜才回家，一回家累得倒頭就睡，睡不了多久，天亮又起床出去了，幾乎是「天天二九瞑」，我祖母見此情況，就說家裡好像是我爸爸「寄眠」的地方，正好我出生，我祖母就把我的名字取為「寄民」了，因為「寄眠」與「寄民」台語的音完全一樣。
我小學六年在阿猴，即在屏東渡過，屏東是一個跟台南家鄉不一樣的地方，在我記憶裡面，就是檳榔樹很多，但是那時候吃檳榔的人，只有一部分的原住民，因為我們小時候，屏東那一帶原住民從山上下來，他們揹背包，他們自己做，是網狀的，然後抽煙啊，還有刺臉，有紋身，男的女的在街上走，然後呷檳榔，嚼這個檳榔，就是現在講的紅唇族啦，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，就是老人家啦，像我的大姨媽，她就是吃檳榔，我的印象裡，她吃檳榔，她牙齒沒什麼力量，她有一個木製的小盒子，檳榔放在裡面，叫我們給它弄碎，弄得很容易咬再拿給她，就是這樣。
我在屏東讀小學是讀「屏東師範附小」，那個時候的屏東師範附小，就等於是台南師範的分部，屏東師範是以後才獨立的，所以我們小學畢業的時候，畢業證書上面寫的校名也是「台南師範屏東分校」，那個時候的小學分兩種，一種叫「小學校」，一種叫「公學校」，台灣人子弟讀的是公學校，在小學校裡面就讀的，幾乎全部是日本人，只有少部分的台灣人進去裡面讀，不包含在這兩種學校裡面的就是「附小」，這等於是現在的實驗小學，我們那個時候進去讀，大概就是做一個簡單的入學考試，當時我們滿七歲，虛歲八歲就進去讀書了，屏東市區，有一條清澈的河流，我小時候，常常和哥哥還有一些同伴，一起去游泳，我母親知道，就會責備我們，她是怕我們危險。小時候的我，很喜歡在晚上時，躺在屏東公園的草地上或長椅上，看著天上的星星，星星在雲之上，而雲則是薄薄的，緩緩地移動，襯托之下，星星就好像在流，在飛，這叫做「星雨」，這是我童年時期美麗的回憶。
中日戰爭期間，學生還得幫日本兵邦挖戰壕
一九三七年，也就是七七事變發生，從這個時候開始，屏東地區的學生有時候得到屏東飛機場，去做割草等工作，這種工作在那個時候叫做「勤勞奉仕」，就是義工，除了割草還得幫日本兵挖戰壕，我讀到了四年級時，也去做這個工作，我們搬運挖出來的土。戰爭初期對日本而言還沒有什麼重要的問題，那個時候，台灣是屬於日本，戰爭好像是隔岸的事情，跟我們一般人實際上沒有什麼關係，那時的生活還算是很安定。
在我小的時候，屏東有個「沙卡里巴」，沙卡里巴就是夜市，雖然戰爭發生，七七事變發生，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們吃的啦，生活啊，還是沒有什麼改變。
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，日本去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這個時候，生活方面，比較苦，但是生活開始比較緊張，大概是一九四二年、四三年左右開始的，生活上開始有配給制度，從這個時候日本總督政府控制生活物資，糖啊，魚啊、米啊，都要實行配給，一開始最主要的是米開始配給，魚、肉事實也還沒有配給，魚、肉也真的配給起來，我記得大概是一九四四年。
太平洋戰爭開始，學生上學有一些規範，比如說我們這一排的都是住在同一鄰里，學校規定說，你們早上要集合在哪裡，要排隊上學，放學要回家時，各班時間不大一樣，同一班的學生要一起回家。
那個時候小學生活比較嚴格，例如老師會突然間，檢查小朋友的指甲有沒有剪，檢查有沒有帶衛生紙，有沒有帶手帕，沒有的話就要被登記起來，然後要被罰打掃廁所，其他的就跟現在差不多了。
國小一、二年級養成閱讀的好習慣
我們那時候沒有補習，我就讀的「屏東師範附小」的老師，大概日本人老師比台灣人老師多，也比較嚴格。我讀到六年級時，面臨升學問題，那時候就有保送制度了，當時屏東人讀中學，男生以屏中(州立屏東中學)為第一志願，我讀屏東附小，如果要保送入學，當然就要保送到屏中，一般狀況，畢業生可以保送，但不一定每個學校都能保送，通常一班大概可以有兩個名額，那個時候我的學校成績算不錯，可以保送，如果保送，可以保送屏東中學，我想人的某一種習慣，都是小時候培養的，因為我小時候，從我家到就讀的學校屏師附小，途中會經過「屏東圖書館」，我大概是一、二年級開始，每天放學要回家的時候，就會進入圖書館的兒童閱覽室，看裡面收藏的繪本，這是畫有圖畫的故事書，我大哥葉金城，與我讀同一家小學，我讀一年級，他讀五年級，有時候我們一齊回家，他就帶我去屏東圖書館，大哥很喜歡看小說，他借給我可以看的讀物，大概我喜歡看一些課外書，看那個亂七八糟的，例如雜書、小說、故事書等等，就是那時候養成的好習慣。
我常常在想，現在的小學教育跟我們當時最大的不同在那裡？現在的小學老師，他們都不會鼓勵學生去看課外書，看兒童文學故事書，不是沒有，但是很少很少。
我還記得，晚上最遲到十點，我母親就叫我們兄弟一定要睡覺，睡覺就要把電燈關掉，寢室的燈全部關掉，但書房及其他的地方，只有一盞要去廁所的地方有一個小燈，那個時候睡覺要掛蚊帳，我就等我母親睡了，把檯燈拿到蚊帳裡面，假裝要去廁所，然後看我母親睡了沒有，大概睡著了，我躺在那裡，打開電燈，就在裡面看書，但是有時候會被母親抓到，抓到就罵，說這樣對眼睛不好，但她不是不要我們看書，她是要我們該睡覺的時候睡覺。
2005/11/3
（自由時報記者謝文華攝）2006-05-31
荷蘭在台的末代總督揆一的第十五代孫麥可（左二）和其女艾蜜莉（中）來台展開尋根之旅。（記者彭奕峰攝〕